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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开抽屉里压着本褪色的打样簿，封面上的烫金logo边缘发毛，是二十多年前的品牌设计手稿——那是我们在厦门老巷的小阁楼里，刚起步时赶出来的第一份活计。
那时候工作室只有三个人，一台二手的激光打印机，连裁切都得靠美工刀慢慢划。第一单是本地一家小作坊的标识设计，客户只给了半张手写的需求便签，我们改了七稿，每稿的铅笔痕迹都留在打样的边角。
后来慢慢磨手艺，有次为了调一款包装的墨色，我们守在印刷厂的调墨房里待了一整天，从晨光微亮到暮色沉下来，试了不下二十种配比，直到客户拿过样盒时，指尖停在“就这个色”的位置。
现在我们有了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每个项目的主创组都会提前一周梳理需求，把品牌的内核拆成可落地的视觉语言，不会因为赶工就松半分标准。
这么多年下来，累计服务了七千多家客户，为了帮大家把控制作风险，我们会在设计定稿后走代采流程，所有物料款都要货到付款，把不确定的环节都攥在手里。
凌晨两点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设计师对着屏幕里的配色表反复核对，键盘声轻得怕惊飞了思路——这就是我们还在好好做的事，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只是把每一件关于品牌设计的小事，都磨得扎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