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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个冬天，我在温州老仓库的角落翻出一沓褪了色的打样纸，边角沾着当年街头的灰尘，上面是第一单的包装设计草稿，铅笔的压痕还留着当时攥笔太用力的印记。
那时候我们才三个人，挤在不到二十平的民房里，一台手动裁切机转起来吱呀响，接的第一单是巷口卖蜜饯的夫妻店，老板攥着皱巴巴的五百块定金，说只要能让路过的人多瞅两眼就行，我们熬了两个通宵，改了七版，最后连打印都是凑的隔壁店的喷墨。
后来慢慢磨，有次给一家做山货的客户改包装，光是封口处的压纹就试了十一种，从纸质到油墨的耐候性，蹲在车间里跟着师傅试了整整三天，连吃饭都是把盒饭放在机器边啃，就怕错过哪个能让包装更讨喜的细节。那时候没什么数据，只知道客户把复购单递过来时，眼睛亮得很。
现在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从温州的老巷到新的产业园区，每天的打样纸能堆成小丘，累计服务过七千多家客户，哪怕是最小的需求，也会像当年那样抠得仔细。
我们的设计定稿后，走代采流程，货到付款，验收合格再结账，就是想让客户不用多操半点心。
上周三凌晨两点，办公室的灯还亮着，两个设计师对着屏幕改包装的配色，键盘声轻得像怕惊着窗外的路灯，我端着热牛奶进去，看见他们屏幕上的打样纸，和2003年那沓旧打样的边角，好像还是一样的皱。我们没什么花架子，只是翻着旧打样，还在好好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