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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个冬天，在聊城老城区那间半地下的办公室，靠窗的旧木桌上压着一张褪了色的画册设计打样。封面是当时本地一家小食品厂的产品，米黄色的底上印着几株歪歪扭扭的麦穗，边缘沾着半圈浅褐色的咖啡渍——那是熬了整宿改稿时，不小心洒在上面的。打样上用钢笔写着几行小字，是当时的客户提的要求：“麦穗再亮一点，像麦场正午的太阳，别太飘。”那时候的办公室没有暖气，只有头顶那盏晃眼的荧光灯，把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台老喷绘机在角落嗡嗡响，桌上的泡面桶摞了三个，连蒸汽都冻成了细碎的白汽。
那是我们第一次接正经的画册设计单，客户是聊城郊区的一家农资店，老板抱着一摞自己用手机拍的照片找上门，说想做本画册，印在农资袋上，让乡亲们能看清产品。那时候我们的工作室是从老居民楼的车库改出来的，卷帘门半卷着，风裹着隔壁卖油条的香味飘进来，桌上的笔记本上歪歪扭扭记着老板的要求：“要像地里干活的样子，踏实，别花里胡哨。”我们用那台刚买了半年的老喷绘机，调了一整夜的颜色，从早上六点到七点，老板推开车库门，眯着眼看了刚喷出来的样稿，攥着烟的手都抖了：“就这个感觉，像我家麦地里的太阳。”那单的费用不多，只够付三个月的房租，但我们把那张打样贴在了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，一贴就是三年。
后来的十几年里，我们磨的不是技术，是把客户的“感觉”落地的本事。印象最深的是聊城本地一家开了二十年的餐馆，老板要做一本画册，说“要像我家厨房的味道，有烟火气，但不能乱”。从封面的排版到内页的菜品照片，从字体的大小到留白的宽窄，设计师前后改了十七稿——冬天办公室的暖气坏了，大家都裹着厚羽绒服，围在一张大桌子上，对着样稿抠细节，连老板提的“把红烧排骨的油光再亮半分”这种细碎的要求，都改了三次。最后定稿那天，老板带着后厨的师傅过来，摸着样稿的封面说：“就像我家灶台的温度，暖，但不闷。”现在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的设计师，从刚入行的新手到深耕十余年的老手，都在同一个办公区，面对面讨论改稿的默契，是这十多年磨出来的。设计定稿后，我们对接代采渠道制作，客户看到打样确认后再付款，全程没有扯皮的环节。这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我们累计服务了七千多家客户，其中近七成是老客户或者转介绍来的。
现在我们的办公室在聊城城区的核心地段，比原来的车库大了十几倍，有专门的打样室，墙上挂着各种材质的样纸，茶歇区的柜子上摆着本地的阿胶糕和呱嗒样品，供客户沟通时用。今天下午就有个聊城本地的客户过来，抱着一盒自己家做的阿胶糕，说要做一本产品画册，要求“要像阿胶一样，踏实，不花哨”。设计师拿着他带来的样品，和他一起在茶歇区的沙发上坐了半小时，翻着我们之前做过的本地农产品画册，一点点调整颜色和排版——没有急着定方案，而是先听客户把所有的想法说透，从产品的原料到客户要卖给的人群，连客户说“我家阿胶的熬制工艺有十二道工序，要把这个感觉做出来”，都记在了笔记本上。
我们的设计师从来不会说“这个改不了”，哪怕是客户半夜发过来的一条微信，说“能不能把画册里农机的轮子再粗一点，像我家地里的轱辘”，只要是合理的要求，都会立刻改。有一次，聊城一家农机厂的老板晚上十点多发消息，说当天的样稿里，拖拉机的轮子太细了，看着不结实，我们的设计师立刻赶到公司，用画图工具把轮子的宽度调了一毫米，又补了几道阴影，直到凌晨两点，把改好的样稿发过去，老板回了一个大拇指，说“就是这个感觉，像我平时开拖拉机的稳劲”。这种细碎的、近乎执拗的调整，我们做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觉得麻烦，因为知道每一个细节，都是客户对自己产品的心意。
夜深了，办公室的灯还亮着。十点多，还有几个设计师在改稿，其中一个人的桌上放着半盒呱嗒，电脑屏幕上是刚改完的画册排版，窗外是聊城的夜景，暖黄的路灯连成一片，像当年车库外那片麦场的灯光。我们没有刻意去追求快，也没有想着要做多大的规模，只是把每一个客户的“感觉”落地，把每一本画册的细节抠到实处。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是好好做画册设计，就像当年那台老喷绘机，嗡嗡响着，把踏实的感觉，印在每一张纸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