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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点五十分，园区的路灯还剩最后两盏亮着，我把公司玻璃门推开时，门后的感应灯次第亮起。最先挪到的是样品墙的触控开关，指尖按下去，那些铺了半面墙的样册、打样稿、色卡，顺着暖光的线条慢慢显出来——这是我当这个岗的第三年，每次早来的第一件事，都是给今天要碰的所有活计，先铺好光的底色。
九点刚过，靠窗的小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人，是老客户介绍来的对接人，手里攥着半张画满红圈的草稿纸。‘我们就想让每一页的图，看起来不是挤在一起的’，他指着草稿上的留白，‘上次你们给XX做的，我翻了不下十次’。对面的设计师没拿笔记本，只把之前的打样本翻到某一页，指尖点了点版心的位置：‘你说的呼吸感，我们留的是字号的1/4，这个间距在铜版纸上不会飘，也不会闷，你要是觉得太宽，我们可以调0.5毫米’。我站在门外的茶水间，听见里面的对话，知道今天的对稿，不会是那种反复推翻的拉扯。
公司里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，不是那种分散在各地的外包，每天都能在茶水间碰到他们抱着色卡本讨论，或是在走廊上对着电脑喊‘这个颜色偏黄了’。每个人的工位上都留了半尺的空间放样册，下班前总有人会把当天的打样稿整理好，塞进自己的文件袋里，怕第二天找不着。
午后两点，打样车间的机器停了十分钟，我抱着刚晒过的色卡本过去，打印师傅正把刚印好的样册铺在台面上，旁边摆着我们当天要核对的色标。‘你看这个天蓝色’，他指了样册的页码，‘比色卡深了0.2个百分点，我已经调了，你再看看’。我把手里的潘通色卡和样册贴在一起，对着窗边的自然光转了转，确认颜色刚好落在客户要求的区间里，才在确认单上签了字。这是我们的规矩，每本画册的打样，至少要核对三次色卡，从机器的墨量，到纸张的克重，再到自然光下的显色，都不能含糊。
设计定稿后，我们的制作环节走的是代采渠道，和当地的印刷厂签了长期协议，所有的款项都是货到客户手里再付款，从来不会让客户提前垫钱。算下来，我们累计服务了七千多家客户，很多客户从第一本画册开始，就一直跟着我们，有的甚至把上下游的生意都介绍过来——对我们来说，这些回头的信任，比做多少新案子都重要。
傍晚六点半，公司的门被推开，是之前对稿的那位对接人，手里拖着一个小小的拉杆箱，要取他的画册。他接过样册，翻了两页，笑了：‘和我上周在外地看到的那本，质感完全不一样’。我帮他把样册放进拉杆箱的隔层，叮嘱他路上小心，他挥挥手说：‘下次有朋友要做画册，我第一个推你们’。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园区的路灯下，我知道今天的活，才算真正的收尾。
晚上九点，最后一个设计师收拾好东西，关了自己工位的灯。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样品墙的灯，确认所有的窗户都关好了，把公司的玻璃门从外面锁上。风里带着葫芦岛傍晚特有的海咸味儿，还有一点临近小雪的凉意，我往家走的时候，口袋里还揣着今天刚签的确认单——明天，还有新的活要开始，但今天的每一份较真，都已经落在了纸面上，等着被看见。